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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贵金属使用方法后，我们一般管这个体系叫银本位。 到了16世纪以后，随着英国国力日渐强大。银本位逐渐无法满足大额交易，黄金就被引入到了商业生活中来。18世纪，英国本土和欧洲大陆比起来，金贵银贱，其他各国的投机商人纷纷跑来英国兑换银币，导致英国大量白银流失，无法满足银币的铸造及流通，于是当时英国英国皇家铸币局局长、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决定改革英国货币，开始正式铸造金币。 至此，欧洲及人类社会走向金本位制度的新纪元。

按照波兰尼的观点，十九世纪秩序的本质就是一种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勿庸多言，自由主义经济的合理性，已由亚当∙斯密关于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和大卫∙李嘉图关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原理加以论证。在此之上，十九世纪日渐扩张的国际经济交流，其支付基础是由稍早于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卫∙休谟所提出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Price Specie-Flow Mechanism)”所建立的。

按照休谟的理论，当各国普遍使用黄金为货币的时候，一国的国际收支如果出现逆差，则黄金外流，继而导致本国流通中货币量减少，物价下跌。物价下跌使得出口成本降低，本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强，从而导致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直至国际收支改善并重新平衡。如果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其自动调节过程完全一样，只是方向相反而已。这样，国际间收支的不平衡完全能够自发调节，用不着任何人为的干预。

虽然在休谟发表其理论的1752年，纸币使用还不广泛，但当纸币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的时候，倒的确是普遍使用黄金作为准备的。在这种条件下，休谟机制之运行只是多了一个“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一国信贷规模变化，再导致收支再平衡”的环节而已，其原理完全不变。事实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为支付庞大的军费而滥发纸币的时候，英国议会的一个临时调查委员会就在1810年发表了著名的“锭金报告”，重申了严格以黄金为储备发行纸币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到1931年，这个扩展了的休谟机制一直是身为世界霸主的英帝国的货币政策原点。

从局部出发到全局变量，斯密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市场的好处；在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上，李嘉图论证了政府最少管制贸易的好处；而休谟则论证了政府最少干预货币政策的好处。人类经济在十九世纪的第一次全球化繁荣发展，就在三个英国人思想（也许还有皇家海军所保证的世界和平）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但是，市场自我调节、收支自动平衡的理念虽然有其理论上的自洽性，其具体实现却是以忽视“被调节”和“被平衡”的对象为基础的。举例来说，某国的某个产业在国际竞争中丧失竞争力之后，该产业中的资本所有者（例如企业主或投资人）要承担财务损失，该产业中的劳动者，则要面临失业和生计问题。理论上，他们都可以找到新的投资方向和新的工作机会，但这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很可能是相当长、且无法预计其具体长短的一段时间。这期间资产者和劳动者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都意味着这种自发性调节机制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对更加弱势的群体（通常是劳工）而言。

所以，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就是：就让那些在市场中由于某种原因恰好处于弱势的人承担所有或最大份额的痛苦么? 那些正在过着好日子的人，对于这些人是否具有某种基于同情心、人道主义、宗教情怀乃至自利考量的救助义务？用波兰尼的语言来表述，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或者经济规则，难道可以是脱离这个共同体的其他秩序而独立证成和独立运行的么？

无论如何，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叶而蔚然于两战之间的劳工运动和左派政治，都说明纯粹的市场秩序和自我调节机制的现实社会政治成本之高，有时甚至到了使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彻底丧失其政治基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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