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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文学虽然有其理想与浪漫的想象，但更多还要归于“现实主义”。反而，那些完全对现实进行复写式描摹的作品，我们叫它“自然主义”。读完作家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新作《戴花》，这种命名上的歧义突然有了一种新的解释：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否，不仅应看其对生活的还原度，更应看其关注的问题，能否够格称为“现实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最迫切、最无法避免的需求，也是社会性与个人性发生冲突时最直接体现出的难题。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书写除了关注国家、集体的宏大叙事，也渐渐开始关注个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改革文学努力尝试对集体与个人的需求进行最大程度的全面关注。不过，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盈，也开始出现个人化叙事越来越强的倾向。虽然改革文学的时代底色依旧存在，但一方面文学史叙事多采用“进化视角”，将改革文学仅作为当代文学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中虽有改革元素，却存在一种没有深度的成功学叙事，导致改革题材很长时间内陷入两难境地。

水运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为人所知，堪称改革文学的一线作家。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作家，也为《戴花》整整沉淀了40年。其中有对自己文学积淀的耐心，亦包含对社会发展的某种信心和决心。这种信心与决心是：在中国，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变迁，认真书写现实，试图将现实与理想进行调和并努力赋予其艺术性的作品，永远都是立得住脚的。从这一点来说，世界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来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

《戴花》以工人莫正强为中心，集中书写了他与徒弟两代人的理想与心路历程。莫正强不是一个完人，但这与他有崇高的理想并不冲突。一方面，他会为了儿子的病而拿公家的钱，对自己的徒弟也有所防范，生怕被那些上过大学的徒弟打“翻天印”。但他的理想是朴素的——“要戴就戴大红花，要骑就骑千里马”。“戴花”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符号性动作。大红花在这里连接的是社会乃至国家。来自这两者的认可，对那个年代的工人是终极目标。小说放到现在来读，字里行间依旧是朴实的。莫正强作为厂里的“技术权威”，也有架子，当徒弟杨哲民想要技术革新时，他的思绪是复杂的。对于莫正强这样的人，厂子就是他的一切，技术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当别的厂子高薪挖他的时候，当与自己的徒弟同时被选为劳模的时候，他却有一种相当强的底线思维——一切为了厂子的发展。

这就回到了我们起初所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时隔半个世纪，水运宪要给我们看这些工人在艰苦岁月中的高尚？其实，如何在条件艰苦的岁月中发展，正是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种超强的主体信念，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无法完成一系列发展与变革的。所以，近期如《戴花》《人世间》等小说的走红，其实并不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怀念，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提醒我们从祖国自身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才是既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又属于这个时代的宝贵意志。

因此，当我们强调文学的主体性时，不能仅仅强调文学所写的主体是“人”，也需要注意是“人”这个主体在写，从而有所选择。无论是写作者还是文本内部的人，都要放在历史中衡量，才能彰显出真正的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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