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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医疗圈反腐巨浪汹涌。

网上统计落马的大院长大主任已经百个。疫情三年，不少医护人员让老百姓铭记“他们为我们拼过命”，但如此多的大医生集中被查让人诧异。

【资料图】

医腐损害了老百姓多少正当利益？医腐的根源是什么？每个人都去看过病，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

就此问题，浮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件事，是我“涉嫌”多用了667块医保的“腐败未遂”小事件。

事情的开端是今年初我需要去做肠胃镜检查，因为2021年我切过肠子上长的息肉，需要定期做胃肠镜复查有无复发。

我先去了就近的一家大三甲医院，姑且称之为“张三医院”。“张三医院”由外国传教士创始于100多年前，是我家周边5公里仅有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网上预约好消化科，几乎不用排队，过号取号，向医生说明要做无痛肠胃镜，然后去付费。

付款总费用1966块，我只用微信付了691块，剩下医保账户都付了。无痛肠胃镜要全麻，医保没报销的主要是麻醉相关费用。付完钱感觉获得感满满：差不多2000块的东西，只付了不到700块，感觉和抢了150块的红包一样。到此为止，一切过程非常顺利，丝毫没有感受到就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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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呵呵地去窗口预约检查时间，却开始大惊失色。窗口说预约要排队到3个月以后，转到5公里外的“张三医院”分院则是下周就能做。

这几年，尽管受疫情影响，“张三医院”本院还是规模扩大了一倍，边上盖了好几栋楼，怎么还是人满为患？

于是有了我的第一个观点：供给不足是就医难的主因。掌握稀缺供给的人，容易腐败。根治腐败，国家得加大投入。国家投入不足的，让民营医院来投，放开收费让市场机制解决供给问题。

我等不了3个月，一块息肉弄不好3个月长好几毫米，癌变了咋办？我也不甘心去分院。分院的技术水平肯定不如总院（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偏见）。所有人生病后都想找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院，不想多等一分钟。奈何医院不是餐馆，想换哪家换哪家；病人不是上帝，医生才是控制着见上帝早晚的人。

中国人遇到困难，总想到找人托关系。我在金融圈工作，药企为了自己的股价，要经常路演。我翻了半天朋友圈，找到了还算相熟的药企王总。王总说，我给你推荐到“李四医院”去，“李四医院”也是公立三甲，不比“张三医院”差，一周之内保管你做好。

我说谢谢王总，下回我找“赵六券商”的医药首席喝一杯，笑谈要把股价推一把。券商首席推荐股票的运作模式，大概和药企向医院推介药是一样的。前者为了股价，后者为了卖药。都得请客吃饭做公关。

不出所料，给王总打完电话的第三天，我就在“李四医院”约到了第五天去做肠胃镜，效率杠杠的。在“李四医院”，我发现消化科人不多，顺口打听了一下排队的朋友，他们不找关系也能在几天内约到肠胃镜，因为这家医院的特色不是消化科。

另外，“李四医院”所在的区，人口不多，所以不会排队3个月。医院有类似商业地产的属性，经营好坏取决于位置和人口。

以前只知道医院科室分三六九等，肿瘤、骨科赚钱，不赚钱的科室要想尽办法拉病人，医生待遇也堪忧，对不起医学生寒窗苦读得来的最高的高考分数。医院和医生并不全是吃香喝辣，各有各的苦衷。

若不是王总介绍，我真不知道有如此人不多服务又好的宝藏医院。在B站上讲刑法爆火的罗翔老师有个段子说：李诞对杨幂说给她讲个笑话，结果杨幂没笑，李诞的行为构成什么？构成搞笑未遂！

我的段子是：我找了王总托关系，初衷是“走后门”，走后门的法律用语是什么？恐怕就是“腐败”！后来我发现“后门”不是“后门”，只是不知道有这个正常的“门”，王总也没送钱给医生。但按罗翔老师的说法，我有主观故意走后门，说轻点算“找关系”未遂，说严重算“腐败未遂”！

于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普通人距离行贿和腐败不远，开始许是一般的人情世故，最终落入陷阱，必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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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四医院”付钱的时候，一桩怪事出现了，我可能还涉及了打引号的“套用医保资金”。我发现前面在“张三医院”，麻醉相关费用不报销，但换到了“李四医院”，麻醉费竟然几乎全报了。

“李四医院”涉及费用一共1829块钱，总价比“张三医院”少了137块，我要另付现金的只有24块，而不是原来的691块。

换个地区，换个医院，同样的肠胃镜，竟然少付了667块“大洋”。对老百姓而言，做肠胃镜就是肠胃镜，没什么区别，为何如此大不同？若说用的药不一样，总价差137块尚可理解，但为什么个人医保少支付了667块呢？

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严重，哪怕是做胃肠镜这样一个“标品”，消费者都很难找出两家医院的区别。

医院是典型的“低频消费”，和医院打交道的事儿，大部分一辈子就那么几次。谁会货比三家、没事计算哪个医院便宜100块，去拼多多找人砍价？

因此，我要修正第一个观点：医疗不存在充分竞争的客观条件，市场化不能解决医疗的全部问题。

更需要深思的是，我研究了很久，到现在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张三医院”和“李四医院”差了667块钱医保支付。这只是简单的付钱问题，若换作其他复杂的医疗技术问题，我搞不懂，大妈大爷们更搞不懂。

比如补牙，人已经躺椅子上了，张着嘴痛苦着，医生才问要什么材质的补牙材料，美国的1000，德国的1800。你问德国的好在哪里？医生说瓷性好一点。这个时候，谁能淡定地躺在手术椅上，掏出手机百度10分钟，检查一下医生说的美国的是3M还是别的厂家，德国的瓷性好对牙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没有国产的？但凡是人，不用1秒钟就决定了：医生说啥就是啥。

因为信息不对称，患者在医院面前是100%的弱势群体。医院的权利够大，医生有绝对的权威，是导致二者腐败的基础。

有了腐败的基础，如果缺乏制度监督，就要考验人性的贪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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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疫情期间，我家人早期筛查发现乳腺癌。我纠结半天，这么大的病要不要找关系，要不要送红包。最后发现通过正常的挂专家号，也找到了全国最好的专家团队，医生态度非常好。

红包准备了，医生一分不收。

手术顺利完成后，问专家要不要做防御性化疗。大专家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说：根据成千上万个病友的经验，你这个情况不做化疗没问题。“成千上万个病友的经验”，就是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海量数据和专家的经验。

大专家怕老百姓听不懂什么是论文，以为论文是纸上谈兵，故而用大白话“千万病友的经验”把医学逻辑说清楚了，且让人瞬间信服。

他说：“如果你不放心，可以再做一个检测，这个检测有点贵，其实没必要做。”大专家素不相识，想着替家属省钱，春风化雨。我们全家非常感激这个医生团队。

最近回老家，碰到一个退休的产科医生大姐。老家地方不大，就两个医院。她说她退休后坐出租、买菜、商场买点小东西，经常碰到有人不要她给钱，说他们认识她，家里孩子是她接生的。大姐完全不记得这些质朴的人们。大姐也很感动。懂得感恩的人都很感动。

检验坏人的标准是等他权力丧失之后，人人喊打还是人人感恩。

医生大V阿宝发文说：“医疗领域反腐，受害最大的是一线医务人员。”不可否认，少数医务人员确实从这个腐败链条中分了一杯羹，但这个腐败链条从一线医务人员身上吸的血更多。

有个新闻说：某院长吃回扣涉案3000万，虚增药物设备价格计入医疗成本，这个毒瘤被割除后，该医院的群众就医成本明显下降。统计数字显示，医院近5个月的住院次均费用下降20%，人均就医成本下降1400余元。

看完这段因果关系论述，我实在不敢认同。

我虽不懂医院经营，但从朴素的商业逻辑就可推导：人均就医费用和科室结构、就医人数等各种因素相关。如果不讲治好病，不讲医务人员的水平、付出和待遇，单纯费用下降就是医院的主要功绩，那是不是病人去医院看病了，用最便宜的药，把患者全打发走的医院，老百姓在这家医院的就医成本最低？如果基层工作人员怕被腐败，再不担着身体的疲倦和被刀砍的风险，再也不敢救死扶伤，那将是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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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糟糕的就医经历是几年前被一个医院误诊为癌前病变，差点把我吓成癌症。一个年轻的医生给我开了一堆药，让我吃六个月。其实根本没有严重到要吃药的程度。

我查了论文，此种癌变的机会非常小。理论上说，每个人都处在缓慢的癌前病变过程当中。当时那个医生就是想多开药赚钱。

这回到了人性的问题。一个人如果手上有极大的权力和信息优势，同时又有很多人把钱送到你的面前让你权力变现，坐怀不乱，一般人难以经受这种诱惑。1万不动心，10万不动心，100万不动心，1000万不动心，一个亿动心了。人性经不起测试。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关系”是商业游戏的万能妙药。在商场上，会碰到很多经营关系的人，大吃特吹特权的印钞能力。加上数千年形成的对权力的摩拜，社会似乎形成了两条公理：

第一，聪明人要善于通过关系来赚钱；

第二，不送钱不搞定关系则赚不到钱。

认可此两条公理的人，想尽办法用各种金钱和诱惑来腐蚀当权者的人性。

久而久之，不同流合污的人，反而变成了清高的另类，眼睁睁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独自清平；想赚钱的更多的人则自甘堕落滑向了腐败的深渊。

这是中国商业文化的悲哀。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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